诸葛亮北伐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治蜀严刑峻法害苦百姓

　　诸葛亮北伐确实连年动众，却未必劳民伤财。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一国支柱。诸葛亮重农的记载比比皆是：在其著作《便宜十六策·治人》中讲到“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三国志·后主传》“（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通鉴纪事本末·卷十》“皆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建兴）十年（公元232年，诸葛亮去世前2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答杜微书》“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水利对农业至关重要，蜀地最大的水利工程是都江堰，据《水经注》记载“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左思《蜀都赋》云西逾金堤者也。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军队长驻，以国之政令维护管理都江堰，是诸葛亮首创的制度。诸葛亮这些重农观念和措施收到的效果是“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注引《袁子》）。诸葛亮五次北伐，第一次因错用马谡导致失败而退兵，第五次病死军中，其余都是因军粮运输困难退兵，而不是国内粮食匮乏。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和司马懿对峙于渭水南岸，这里已是魏国境内，在秦岭以北，为了解决运粮不便，诸葛亮在渭滨实行屯田，以为长久之计，“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这里的百姓自然是魏国的百姓，诸葛亮在敌境也是军令严整，不扰百姓。差不多年份的魏国却因为防御诸葛亮耗费钱粮而出现饥情。曹睿欲营造洛阳宫殿，大臣杨阜进谏“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晋书·宣帝本纪》载“（青龙三年，即公元235年，诸葛亮死后次年）关东饥，帝运长安粟五百万斛输于京师”，因为诸葛亮死了边事缓解，长安的粮食可以运一部分到京城赈济关东饥情。诸葛亮的消耗战消耗的是敌方，孙子兵法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诸葛亮除了做到了这几条“善用兵者”的素质，还可再加上一条：因粮于敌而不扰敌国百姓。

　　除了农业，支撑蜀汉经济的还有盐和锦，《三国志·蜀书·王连传》记载“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蜀地历来有井盐，诸葛亮亦加以开发利用。蜀地织锦精美，魏吴多求之，“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刘宋山谦之《丹阳记》）诸葛亮专设织锦管理机构“锦官”，将织锦业集中在成都城南，成都因此得别名“锦官城”“锦城”“锦里”。出口到魏吴的蜀锦换回可观的“外汇”，亦是蜀汉经济的重要来源。

　　还有一种说法根据《吴书》记载东吴使者出使蜀汉回国后陈述说到“民有菜色”，说明诸葛亮治下百姓饥饿穷困。这话出自《三国志·吴书·薛綜传附子珝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全文是这样的：“汉晋春秋曰：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这是薛珝出使蜀汉后，吴主孙休问及蜀国内政的回答。孙休即位于公元258年，诸葛亮已经死了24年，诸葛亮的继承者蒋琬和董允死了12年，费祎死了5年。蜀汉后期的两大佞臣陈祗和黄皓开始掌权，陈祗于公元251年代理尚书令，献媚刘禅勾结黄皓，打压贤能，庞统之子庞宏正直有才，被陈祗压抑，死在涪陵太守地方任上，没能进入朝廷。陈祗在公元258年死了，然后是黄皓专权，比陈祗更狠，连姜维都要躲避，怕招惹黄皓引来杀身之祸。在两大佞臣弄权下蜀汉朝政日坏，这个责任不能让死了24年的诸葛亮背。

　　诸葛亮是否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他的大侄子诸葛恪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诸葛恪作为孙权的托孤大臣，辅佐幼主孙亮，情况和诸葛亮辅佐刘禅相似。诸葛恪主政之初施行仁政，颇得民心。对魏发动东兴之战取胜，威望如日中天。但此后诸葛恪渐生骄气，居功自傲，征兵二十万，渐失民心。后于新城之战失败，朝野艾怨，结果被宗室孙峻发动政变谋杀并夷灭三族，幼主孙亮亦在不久后被孙峻的继承者孙綝废黜。继任孙亮的吴主孙休后来诛灭孙峻孙綝一派势力，给诸葛恪平反，有人提议给诸葛恪立碑纪功，但孙休认为诸葛恪“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三国志·吴书》裴注引江表传）有道是公道自在人心，借助权势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世，穷兵黩武的诸葛恪遭到朝廷和百姓坚决说“不”。

　　当然，这么说并不表示蜀汉百姓生活小康幸福美满，益州地狭人少，要维持数次北伐战争开支，平民的负担相当重。只是诸葛亮以他的制度和品德，使平民的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心理上亦较安定。

　　诸葛亮治蜀确实采取严刑峻法，这使人联想到秦始皇式的暴政或来俊臣式的酷吏。这是误解，严刑峻法未必导致人人自危道路以目，刑法宽厚也未必可使百姓受惠安居乐业，宽和严需要审时度势，这要从汉朝的老祖宗刘邦说起。

　　有秦一代政失于酷暴，百姓不堪其苦。刘邦入关中尽废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老百姓从秦朝暴政酷法下解脱出来，刘邦以仁义宽厚得关中民心，成为佳话。东汉的创建者刘秀继承了老祖宗的优良基因，为人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有情有义。这样的性格在打天下时能快速聚集人心，使才能之士倾心效力。但是在治国方面，刘秀宽厚的性格导致制度废弛，权贵恣意妄为，强势者欺凌弱势者，刘秀在世时就常有权贵不法之事，吴汉平蜀，杀公孙述、延岑全族，劫掠成都。吴汉进军宛县经新野纵兵劫掠，逼反同僚新野人邓奉，但刘秀对吴汉并不处罚。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纵奴杀人，刘秀亦不加约束。当时已有大臣看到“宽厚”的危害，太中大夫梁统上疏：“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但刘秀并不当回事。法宽刑轻在刘秀这样有威望的皇帝手里尚可控制局面，但换了幼弱之主就不可收拾了，东汉一朝，豪强显贵肆无忌惮，最终爆发遍及全国的黄巾起义和尾大不掉的诸侯割据。

　　刘璋性格暗弱，亦以宽柔治益州。刘璋和手下庞羲有旧交，《三国志·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称“庞羲与璋有旧，又免璋诸子于难，故璋厚德羲，以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诚如梁统所说“惠加奸轨”“害及良善”，宽厚的法令并没让底层弱势的平民百姓生活宽裕，只是便宜了凶强刁顽者得以宽松地横行不法，违法成本为零。

　　曹操诸葛亮这样有眼光的政治家都看到了“政失于宽”的坏处，所以都努力使政令肃然，曹操“纠之以猛，上下知制”，以此战胜了“以宽济宽”的袁绍。

　　诸葛亮实行严刑峻法有前提和方法，前提是公正、公开，“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三国志·诸葛亮传》）唯有公正公开才可使人口服心服而无怨。孔子推崇管仲的治国之道，“（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第十四》）诸葛亮学管仲之法，以管仲自比，并非大言。李严（后改名李平）和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因运粮失职被贬为庶民。多数情况下被贬者肯定不服，凭啥呀，都是先帝的托孤老臣，谁怕谁，逼急了小心搞政变。李严不是刘璋那样的软柿子，同僚陈震曾对诸葛亮说“正方（李严字）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腹中有鳞甲的意思是这人是个难打交道难侍候的主，但李严这个难侍候的主碰到诸葛亮就没脾气。诸葛亮死了，李严大哭一场，他认为只有诸葛亮可以给他复出的机会，现在这个希望灭绝了，不久李严悲伤而死。李严没有怨恨诸葛亮，反而以诸葛亮为知己。

　　东晋史家习凿齿评论说：“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苏辙亦有相似评论：“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习凿齿和苏辙都认为执法者公正无私是受罚者无怨的原因。

　　诸葛亮行使严刑峻法的方法是教化和惩罚并用，不是一味惩罚。陈寿称他“科教严明”“用心平而劝戒明”，如果仅仅依靠严酷的惩罚，那是暴政，将使人人自危惶恐不安无所适从。施以教化，劝善黜恶，使人先知法后守法，知不可为而不为，这样的守法才稳固可靠。实行严刑峻法的过程是“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上，后理下”“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便宜十六策》），说得白一点，就是正人先正己，不然就上梁不正下梁歪。诸葛亮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以自身行为推行他的法治观念：“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是中国官员公布财产第一人！

　　诸葛亮身先垂范，儒体法用，道德与法律并重，教化在刑罚之先，通过“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的方法，达到“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的效果。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执政者能得几分，老百姓最有发言权。蜀地百姓对诸葛亮如何评价？那时的老百姓识字率低，自然不能长篇大论，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形式：怀念祭祀，表达对诸葛亮的认可。《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譬也”。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诸葛亮已经死了将近半个世纪，换了朝代，梁州益州的老百姓仍然很怀念诸葛亮。《三国志》裴注引《襄阳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朝廷不给诸葛亮立庙，老百姓就自己祭祀。公元262年，即蜀汉灭亡前一年，朝廷终于同意在诸葛亮墓前立庙，后来钟会伐蜀经过诸葛亮庙，特意进庙祭拜，命令士兵不得在诸葛亮墓庙周围牧马伐树。诸葛亮不光赢得本国尊重，还赢得敌国尊重。晚唐文人孙樵在《刻武侯碑阴》中记述：“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诸葛亮从刚死到死后五百年，蜀地老百姓都一直在纪念他，得民心五百年，或许是夸张，夸张到这程度的，不光三国时期，整个中国历史上都不多见。为什么不夸张别人呢？

　　或说这是造神运动，不足为凭。但造神这事都是官方主导，为现实政治服务。老百姓祭祀怀念诸葛亮，不是哪个朝代官方主导的行为，蜀汉开始还不允许，灭亡前一年才给立庙。晋朝是蜀汉的敌国，不可能官方主导造诸葛亮的神。往后各朝代和蜀汉、和诸葛亮个人已经没有利益关系，缺少造神的政治动机。秦皇汉武在位时高高在上万民膜拜，可是改朝换代后呢？秦陵巍巍，茂陵峨峨，规模比“冢足容棺”的诸葛亮墓大了不知多少倍，却有几个老百姓怀念祭拜？民心昭昭，诚不可欺，蜀地民众几百年的怀念是诸葛亮执政的最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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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蛋真是蛋疼，沟命海心，屌丝中的屌丝，治国执政关我P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