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被纽时打了一闷棍 第三者胆战心惊 (我是歌手)  2128次阅读

作者: Liv4Lov , 发表于: 2015-05-04 (3497天前) @ 客栈小二

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一周十大热门新闻排行榜中，《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寻找万达帝国背后的神秘股东》两篇文章，不仅遥遥领先，而且在众多常规性报道中显得格外突出。

单就标题，虽然万达帝国背后的股东还是神秘的，但是已经大致能推断出叙事逻辑——揭秘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而这一近乎老掉牙的问题，之所以能再次如飓风般掀起狂风巨浪，得益于此次政商双方的级别和地位。商之代表，是亚洲最富有的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政之代表，则涵盖了中南海数位大佬，包括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王兆国……当然，他们不会“忘记”点中国当今最高权力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

按照纽时长篇调查报道的叙述，王健林之所以能发迹，缘于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在万达集团持有相当部分的股份。 2007年7月时，王健林手中还只有几座建成的万达广场，资产尚未达到10亿美元，在中国之外几乎没人听说过他或者他的公司。但是，就在当月末，随着铭豪控股、五谷丰投资咨询公司先后获得万达集团的数量不等的股份，王健林的生意版图开始出现转圜并得以迅速腾飞。

这两家新股东有着怎样的背景？纽时进行了尽可能详实的披露。这些文件没有显示为何这两家北京的公司会被邀请成为王健林生意的早期投资者。但这两家公司的记录指向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成员的亲属。这两名政治局委员是多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在中共领导层中排名第四的贾庆林，以及曾经带头支持一项保护私有财产的标志性法律的全国人大高级官员王兆国。

摆明基本事实之后，为稳妥计，纽时附加了一段额外说明——这两名政治局委员都没有权力直接为万达购买的土地设定价格，也无权直接批准向万达出售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但两人所管辖的中共机构帮助王健林获得了极大的社会认知度。事实胜于雄辩。2007年6月，王健林被一个中共管控的行业协会评为杰出企业家，此后四年，他又四次获得由王兆国领导或与他有关的组织所颁发的奖项；2008年3月，王健林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三位大陆亿万富豪委员之一，这个国家级的议政机构由贾庆林领导。

这还不算。因为除贾庆林和王兆国外，在历数王健林背后的神秘股东时，胡锦涛、温家宝的名字也反复被提及。万达的另一个新股东，是由清华控股部分持有并管理的一家投资基金。清华控股是北京名校清华大学的投资机构，当时它的主要负责人是胡海峰，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但是，没有迹象显示胡海峰曾得益于万达的股份，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本人持有任何万达股份。至于温家宝，则是因其女儿温如春、温云松而起。具体细节如何，限于渠道，不断打擦边球的纽时并未能给出明确的说明。

真真假假无从辨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调查报道从一开始就被封锁在了防火墙外。但中国的领导人也不是第一次躺枪，或者被误伤。西方媒体的记者也明白，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很难想象一个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人，为了金钱或者生意毁掉自己的政治清誉；另一方面也清晰的揭示出，凭籍着与领导人一丝一毫、隐约间现的关系，他们就能让地方的官僚毕恭毕敬，巴不得提供尽可能的“孝敬”！所以在中国冒充领导人身边人的骗子往往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匪夷所思的战果。而那些真的身边人，不用他们去“骗”，自然就成为各级官员争向“纳贡”的对象。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很难想象他们能知晓身边人背后的一切。当然，周永康除外，他所掌管的权利领域让他极度膨胀的失去了自我。

所幸，互联网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各种信息传输的可能。至少在中国知名的社会化问答网站知乎平台，就有人发问：如何评价《纽约时报》的文章 “万达帝国王健林”？而且迄今为止，虽然该问题只获得了一个回答，却依然以“活着”姿态作为谈资。而在类似于Twitter的新浪微博平台，王健林、纽约时报等关键词并未限制搜索，不过公众可见的搜索结果明显带有公关的痕迹。

王健林是否凭借着政治的东风才得以扶摇直上？梳理其本人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显然对外界“触类旁通”式的扣帽子行为并不买账。“万达早已从制度上防止了行贿，万达的快速发展不靠人脉、关系，靠的是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于己，王健林向来坚称自己经商守法、不行贿，“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至于处理商业与政治关系的秘诀，王健林以八字箴言概括——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人情决定一切的国家，王健林何以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根据大陆媒体《博客天下》早在2013年所做的一篇报道所述，王健林亲近政府的方式很是独特，那就是独辟一层楼设立党建基地，用以摆放数百张集团党员培训时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另据已从万达离职的员工透露，王健林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

问题在于，在中国，要想不花钱搞好政商关系，何其艰难！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商界领袖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做闷声发财的土财主，要么是做晚清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也即同时具有官、商两种身份，或者没有官职但与高层官员关系热络，以通过影响政策获得红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当局明确禁止官员及其亲属涉足商界，故而第一条路走不通。以至于，“红顶商人”一度如雨后春笋冒出。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身后的丁书苗、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身后的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周永康家族背后的四川商人吴兵。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开通渠道，商人充当官员的钱袋子、白手套。

此前不久，沉寂已久的《南方周末》就曾公开演绎了一场政商戏码。商界的一方，是连续增持民生银行股份的安邦集团；政界的一方，则是拥有无懈可击政治光环的一众红色后代，包括陈毅之子陈小鲁、吴小晖、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以及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在细数了列为“关键人”之后，安邦何以在短短十年间，就从一家单纯的保险公司强势扩张为万亿规模的金融巨鳄，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人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中。吃了一记闷棍后很快成为世界媒体头条的王健林，在亲近政府与远离政治之间寻找的最佳平衡点，以期落实商业野心，实现远大抱负。而对报道一方来说，又何尝不是无时无刻拿捏着中国权贵家族报道的分寸，以期在生意与新闻之间寻找着最佳平衡点？主攻王健林长篇报道的记者傅才德，其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因为“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为了生意，傅才德的老东家彭博社选择了毙掉可能招致中共高层不满的敏感报道。而傅才德本人随之也离开彭博。随后转战纽时的他，继续利用在彭博积累和获取的信息追踪中国权贵的的故事。

彭博社选择生意，正在逐步改善着与中国的关系。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7月，彭博新闻社获得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提供金融咨询业务的更新执照。同年底，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后，彭博社的一些记者也于次年出获得了新的签证。至于选择了新闻噱头的纽时，则与习近平有过一次正面冲突。在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在北京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记者会时，直接点破了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与获得记者签证之间的关系——“一辆车如果抛锚，我们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大家可以找找自己的原因。”紧随其后，纽时以社论进行隔空回应，“时报从来不打算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变更自己的报道——不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听闻此言，恍惚间联想到了《新快报》为解救陈永洲，在头版战书中拿出的两根“硬骨头”。区别在于，前者不断以系列冒险报道向外界证明着己方的硬骨头，姑且不论报道是否中肯真实；后者却在陈永洲于央视镜头前的认错后从硬骨头沦为贱骨头。

俗话说，树大招风。然俗话也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于王健林而言，纽时这篇报道带来的影响，可能只是隔靴搔痒，不足挂齿。但是那些卷入这场风波中的权贵阶层而言，眼球效应带来的扒皮运动才刚刚开始。因为颇为巧合的是，就在纽时报道推出后两天，陕西咸阳官方即透露，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之子王新宇已被免去咸阳市委统战部部长职务，目前去向不明。一前一后，一报一免，总是容易引发外界的疯狂联想和揣度。而此前被传其卷入周永康案的风言风语，借着这股浪潮，复又被拉回到了广场中央。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同样也是有标签的。一旦入了“黑名单”，再想洗白就变得难于上青天。于当局而言，面对“黑名单”越拉越长，视而不见或是捂盖子的做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毕竟，不管纽时关于王健林商业帝国背后的神秘股东的揭秘是否属实，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能否及时且有效地规范政商关系，已经是决定政治生态和市场环境优劣的关键元素。至于如何规范，于细微处见真章。李克强日前考察厦门大学就业创业中心时谢绝题词，就是对“政企关系”的示范。中国政府网就此而做的解读，所言非虚。如若不然，不仅纽时报端的王健林可能会进一步坐实，连同那些还在尽可能洁身自好的商人们，也都可能跌入扭曲的政商泥潭中不能自拔。

如此看来，打在王健林头上的这记闷棍，最该敲醒的，应该是另一方。